朋友中，有不少“译林”的老读者兼译者，都说《译林》从创刊至今，越办越好，去年又跻身全国重点社科期刊百强；整个译林出版社是越办越红火，业绩骄人，的确不容易。我想，《译林》之年以能有今天，是因为译林人实在不一般。
说译林人不一般，就我个人的亲身体会，至今有三点：
一是译林人不讲情面。也许是太爱《译林》的缘故，加之亲戚朋友中有多位《译林》的铁杆读者，这些年来，我跟《译林》打过不少交道，给她写点小文章，推荐几篇好译稿，主编和编辑们倒也客客气气的，能用的都用了。赵燮生主任更是笑眯眯的，一见面就说“有好的法国长篇，给译一部。”碍于情面，我还真很当一回事儿，经过多方联络，看中了一部自以为不错的走红小说《左岸右岸》，按《译林》的规矩写了提要，还译了一章交结老赵，算是通过了选题。可四个月后，等译完了全稿，如期送给编辑部后，他们经过审读，却把稿子给退了，说“译得很好，但内容还不太精彩”。当时，心里还真有点儿不高兴，明明是你们约的，又通过了选题，怎么就这么不讲情面，稿子说不用就不用了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还真佩服译林人，他们取舍译稿有明确的标准，以读者的利益为重，不论译者有什么关系，有多大名气，不符合用稿标准的决不勉强，当退则退。没有个别译者一时的失，就没有广大读者长久的得，怪不得《译林》的小说部部精彩，篇篇好读。
二是译林人好出难题。按理讲，《译林》办到了今天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成了外国文学翻译的名牌杂志，译林人应该满足了。可他们硬是不安分守己，整天琢磨着如何把《译林》办得“通俗而不媚俗”，如何“俗中求雅”，如何“普及中求提高”。从杂志的长远发展考虑，他们还提出了一套套理论，如何加强作品的评论，让外国文学专家来引导读者，提高欣赏水平，培育市场；如何加强译者队伍的建设，以一流的质量来服务读者，回报读者。译林人就是这样，好给自己出难题，在不断的探索中求发展。
作为《译林》的合作者，译林人提出的难题，弄不好也能摊上，这不，他们固定了《翻译漫谈》栏目，确定了栏自的方针、目的，赶着我上架，让我约请国内一些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，就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，通过对谈的方式进行探讨，旨在总结译事经验，探讨译艺，向年轻译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翻译原则、标准和技巧。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委实难以承担的重任，与老一辈译家论翻译，无论是我的学养、经验，还是水平，都不够格，但两年下来，我有机会向罗新璋、施康强、季羡林、叶君健、许渊冲、江枫、萧乾、文洁若、赵瑞蕻、杨苡、郭宏安、屠岸、草婴、吕同六等一批名家学习、请教，收获巨大，发表的对谈引起了国内翻译界、文化界的较大反响，说“译林人为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又做了一件大好事”。
三是译林人把翻译当作一项文化事业来抓。屈指一算，《译林》创刊已经20年了，在《译林》编辑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林出版社也有10年的历史了。这20年的译林发展史，记录下了译林人为沟通中外文化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个坚实的足迹。译林人不浮躁，不急功近利，只要是对中外文化交流有益的，再难，再赔钱也要去做；相反，有多大的经济利益都放弃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“译林”不断扩大的忠实的读者队伍，才有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《尤利西斯》、《蒙田随笔全集》、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》这些数年，甚至10余载磨一剑的传世著译，才有“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”这样的基础翻译建设工程。
20年的译林发展史，也是中国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译家的成长史，这方面，许多受惠于“译林”成长起来的译家写过不少文章，我没有必要再多说感谢的话。但“译林”出好书、育译家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在当今的译坛显得弥足珍贵，相信译林人会沿着这条路坚持走下去，取得更为辉煌的业绩。
 |
